这里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百的办公室，里面有五个人。
包括瞿秋百、向警宇的丈夫蔡合森、刘化、邓仲夏和刚刚说话的那位湖南人。
在这些人眼里，林子轩是那种不知民间疾苦的富家少爷，写出来的不是娱乐消遣的武侠小说，就是反应美国生活的西方小说。
林子轩平常的言论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，还曾经在胡拾提出的“好政府主义”
上签名，早就被划分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范畴。
“他答应帮忙宣传，但不会参与罢工。”
向警宇回答道。
“那是自然，资本家嘛，怎么可能反对自己。”
刘化讽刺道。
刘化来自四川宜宾，家里是佃农，出身贫苦，1920年到上海，进中华书局印刷所当学徒，1923年，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半工半读。
“真是可惜，他手里有很多宣传工具，仅仅是广播电台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，如果他能倾向于我们，绝对会事半功倍。”
瞿秋百惋惜道。
“林先生在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程，我和他共事过。”
郑仲夏回忆道，“他似乎有意躲着政治，只想做一个单纯的文人。”
“恐怕未必，他回国三年，创办书局，拍摄影戏，著书立说，名声越来越响，影响越来越大，前些日子在北平又提出新的主张，这都不是单纯文人会做的事情。”
蔡合森猜测道。
“我读过这位先生的主张，‘第三条路’，这是想走中立路线嘛。”
湖南口音的男人思索道。
“可在如今的中国，他的那条路走不通。
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道路。”
对于林子轩的讨论到此结束，他们谈论起其他事情来。
从1924年开始。
上海大学开设了平民义务夜校，还到沪西的纱厂开办补习学校。
深入工厂内部，在纱厂工人中传播自己的思想，为举行罢工创造条件。
罢工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行了，需要充分的准备，仓促行事只会失败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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